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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票40年定量供应始末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2:49:25 阅读: 来源:换向阀厂家

亲历者

白少川:1941年生人。自1962年工作到退休,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,粮店8年,密云县粮食局6年,北京市粮食公司22年。成立于1978年的北京市粮食公司,由原粮食局的市镇管理处、储运处和供应处合并而来,专门负责粮票的印刷、发行、收缴、销毁和管理,以及粮食关系的转移。2001年,白少川在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。

深刻体会过饥饿感的白少川,对已经转身走入历史的粮票充满感情

亲历者 白少川

几乎没有人质疑粮票在1953年至1993年,对中国人生活的关键性影响。

就像没有人会说他可以不吃饭但依旧活着。

整整40年,粮票浸润在北京人日常化的生活和精神里。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,却代表着关系生死的吃饭权利。

深刻体会过饥饿感的白少川,对已经转身走入历史的粮票,充满感情。

统购统销

三枚一套的“面粉购买证”,就挂在弥漫着粮食味儿的“大和恒”粮行的一楼墙面上。

不过是复制品。

“这是咱北京最早的粮票,收藏界俗称‘开门票’,一套现在得卖1万块钱。”68岁的白少川说,我哪能把真的挂这儿?他指着这套长10.1厘米,宽5.3厘米,分为1市斤、4市斤、8市斤、10市斤4种面额的“面粉购买证”,小有得意:“北京能收集全的,超不过3个人!”

他哈哈一笑,刚刚染过的头发乌黑发亮,就像他正在操持的这家粮店,1919年的老字号,公私合营时被取缔,去年刚刚重新恢复。

北京粮店的公私合营,1953年开始,也就是刚开始使用粮票的时候。

这勾起了白少川并不遥远的记忆。

1953年11月1日,北京对面粉实行计划供应,定量分配,“面粉购买证”正式与北京人见面。

之所以实行这样的制度,是为了配合政务院半个月前刚刚通过的“粮食统购统销”政策。这种由国家垄断粮食收购和销售的粮食政策,在1953年出台,有着复杂的背景。

1949 年1月,北京解放。连年战乱,很多市民家中缺粮。全市200多万人,吃粮主要靠外运。2月,国营粮食公司开业,以较低的价格向市民出售粮食。这让1000 多家私人粮商看到了赚钱的机会。著名的粮老虎王振廷、田雨川,联合十几家大粮商,套购国家粮食,抢购拒售,趁华北地区受灾,带头涨价。

北京工业建设的起步和急剧增加的人口,也使粮食需求量急剧攀升,刺激了粮食价格的上涨。有统计显示,1953年,北京粮食销量,比1950年增长了118.3%。

众多因素,使国家在1953年成为粮食市场的唯一主体。凭票买粮,也被当作防止套购行为的有效方法,在北京首先推行。

发行和回收

位于白纸坊的541厂,是北京所有粮票的出生地。

粮票的颜色、图案,都由厂里的设计师设计。粮食局只负责确定粮票的面值。这也是个技术活,主要的原则是尽量减少发行量,又方便使用。

和随后全国各地发行的粮票不同,自从诞生之日起,北京发行的就是月份粮票,每个月发一回,上个月的就不能用了。

因此,粮票一般提前三个月印出来,储存在有武警站岗的票库里,由专车送到各个粮店。“和人民币一样严!”

不仅印刷严格保密,回收的粮票,也要严格销毁。

每天卖完粮,白少川都要和工友们清点收回来的粮票,再分包打捆。粮票张小纸薄,不好清点,有聪明人想出了好点子,收回的粮票,按同票种、同面额,每十枚一行,贴在废纸上,连成大张。

收回的粮票多了,就要销毁,必须向北京市粮食局申请,由其派人抽点监督。一般都是送到北京附近的造纸厂,打成纸浆,重新利用。

白少川经常跟着车去销毁粮票。“必须得看着粮票放进池子里,加入火碱,来回搅动,看不出模样了,才能离开。”

定量和定点

粮票的发行和使用,用的是定点和定量的办法。

先说定量。

按照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,北京市民每个月的口粮数,被分成了100多个等级。

最低的是刚出生的儿童,每月六斤半,最高的是首钢的炉前工,每月60斤。一般成年人的定量在30斤左右,大学教授、高级演员、13级以上的干部,还能得到照顾,每个月有半斤的高级油票。

这种定量的办法,是在粮食紧缺状况下的不得已而为。每个人的肚量不一样大,自然有人够吃有人不够吃,也就有人有意见,政府便号召大家节约粮食。

“我上班那会儿,仓库墙上、办公室里,到处都是标语,计划用粮,节约用粮,粮食是宝中之宝。”白少川说。

不仅定量,还要定点。

全市1000多家粮店,分成不同的片区,谁家到哪个粮店买粮,都是固定好不能变的。

每家都有个粮本,家里几口人,每个人多少定量,都记在本子上。粮本由粮食局专门设在街道的粮食办事处发,办事处一般都和派出所在一个院子办公。

每个粮本,都是一个家庭的成长史。孩子一出生,定量就是6斤半,随着粮食数字一点点增长,孩子也渐渐长大。

粮票生活

那时,北京的粮食,从全国各地调运而来,郊区产的很少。小麦来自河南、山东,大米来自湖南、湖北,大豆和玉米,则从东北运来。

全国各地的粮食抵达北京后,就储存在西直门、马连道等地的粮库里,由面粉加工厂加工后,再运送到分布在全市的1000余家粮店里,销售给市民。

白少川说,每个月有两天,粮店一定会排长队,一个是3号,发工资的日子,一个是24号。

“经常有肚量大的,一个月还没过完,就把粮食吃光了。为了让这些人不饿肚子,粮食部门也以人为本,推出了预售粮政策,每个月的24号开始,就可以买下个月的粮食了。”

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们,在拿到一个月的工资后,都会赶紧跑到粮店排队,先把一个月的定量粮买足,剩下的钱,再算计着买些油、青菜和副食。

其实,也剩不了多少。

那时,家家都备着一杆秤,每顿饭都要称。一家三口人,一个月定量90斤,一天一人也就1斤粮,得算计着用,早上2两,中午4两,晚上3两。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,还号召大家“每顿省一把”,称完了,再抓出一把来,以备急用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,粮票成了贵重的礼物,别人结婚,送5斤粮票,到医院看病人,留下10斤面票,人家要感谢你大半天。到别人家做客,也都要带着粮票,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。

“那个年代的人,都习惯计划着花钱过日子,到现在也改不了。”白少川说,“习惯是漫长的。”

饥饿感和温饱

“没体会过饥饿是什么滋味的人,不会知道粮票的重要。”白少川说。

他本人对饥饿的切肤体会,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。

想起那个时候,就有一堆堆白薯蹿到脑子里。

“粮食不够吃,就印制了一种白薯票,买一斤粮食的钱,可以买5斤白薯。”白少川说,为了多吃点,大家都疯了一样抢,只要粮店来了白薯,就会排起大长队,要是隔一天卖,还得起大早,穿上大衣,戴上帽子,围紧围脖,排半天儿队,“就为了多买几斤白薯。”

那时,白少川在密云粮店工作,亲眼见过和听说过很多和饥饿有关的故事。

1962年,密云太师屯中学一个体育老师,36斤的定量实在不够吃,就给粮食局写申请,想每月用5斤粮票,买15斤喂牲口用的麸子。这是个破例的举动,密云县粮食局集体商议后,还是同意了。

“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,才能明白粮票的重要作用,一种低水平的公平,至少保证了所有人都有饭吃,在这一点上,粮票的功劳是巨大的,否则不知要死多少人。”白少川说。

渐行渐远

从1964年开始,白少川就不觉得粮食少的恐怖了。

定量慢慢恢复到了30斤的水平,粮食渐渐有了富余。粮店开始增加一项新业务,帮助市民储存粮票。

北京粮票一月一换,用不了就作废,存在粮店,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。到了1978年,北京在册的储存粮票,高达1.6亿斤。

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,是个剧烈变动的时代,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。他们没有粮票,又需要生存。

需求产生市场,粮票富余的人开始和需要粮票的人物物交换,5斤面票换1斤花生米,30斤换一个脸盆,500斤换一个大立柜。

“几乎到了盛行的地步,在农贸市场,随便换,几乎没人管,也管不了。”白少川说。

为了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吃粮问题,国家也推出了议价粮政策,专门有一些议价粮粮店,卖粮食给没有粮票的农村人,价格比平价粮高。

这种价格差的存在,催生了倒买倒卖粮票的行为。

谁都会算这样一笔账,平价富强粉2毛五一斤,议价5毛。花1毛买粮票,套购出平价粮,再高价卖出,每斤能赚1毛五。

这么赚钱的事情,自然有人抢着干。国家打击了很多次,依旧屡禁不止。

这让政策制定者们隐约感觉到,粮票的历史使命,似乎可以终结了。

粮票退市

1993年5月11日,在全国首个使用粮票的北京,倒数第二个停止了粮票的使用。

随着粮票的取消,粮食的政府定价也同时取消。北京的1000多家粮店也先后开始了企业改制,他们和市场上的粮食商贩竞争价格,自谋生路。

这种退出和进入,也并非一帆风顺。

1994年,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,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,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,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,国务院批示要慎重,争取挺过来。

还真挺过来了,到了1996年,粮价又回复到了一块钱的水平。这让几十年习惯了标准粉一毛七,富强粉两毛五的北京人,体会到了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
除了存在粮店里的粮票白白浪费了,白少川没觉得不适应。虽然他家定点买粮的太平桥粮店关张了,但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市场买,粮价虽然涨了很多,但工资也涨了,并不觉得有多大压力。

到粮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,白少川做了一个统计,40年间,北京发行了约6000多种粮票,总面额500多亿斤,这也是北京人40年用掉的粮食总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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